◎李問（人類四）
學術研究的發展，永遠會受到時代背景以及政治經濟脈絡深深的影響。研究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特別可以印證這個現象。社會科學的演進不僅僅會因為社會時局的變遷而產生新的理論趨勢，更是時時受到國家權力、政治角力以及學院體制建制化過程的影響。學院機構與外在政治環境的關係，更是關鍵的因素。當我們回顧社會科學的發展，除了回顧思想史的發展，更應該瞭解哪些政治上和體制的條件與環境，允許這樣的思想會產生，並且更一進一步討論這些思想產生後，對於政治經濟環境產生哪些實際的作用。
這篇報告以當代政治學的核心研究領域「國家」的概念為例，一方面討論「國家」的概念從十九世紀以來在社會科學思想史上本身的演進，但希望處理「國家」作為一個概念如何在不同的國家（地區）中，在不同國家力量的條件下，而在概念上產生不同的轉折。這篇報告將分為四個部分：1. 回顧十九世紀的國家概念在西方各國的學術傳統與其政治條件。2. 介紹「國家」如何在行為主義主導的美國政治學中銷聲匿跡。3. 討論國家作為一個概念為何在六零年代中期後如何漸漸回到政治學的舞台上。4. 國家主義之後，受到傅柯或其他觀點影響，對於國家新的認識以及討論方式。最後並稍微提及一些當代的發展。
這篇報告不會深入介紹各個時期國家概念的詳細內容，但是希望勾勒出國家概念在政治環境下逐漸變遷的輪廓。
國家與「國家」概念
歐陸對於國家的歷史研究，儘管在啟蒙時代的法國就曾在孟德斯鳩的著作中出線，可是國家（l’Etat）的概念在法國一直沒有完全成熟。隨著法國中央集權的體制確立，「政治」相關的事務也集中由國家自行處理。法國的學院一直受到國家的主導，而政治學也被侷限為幫助國家進行治理的應用學科，以訓練公職人員的為主。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其他的學科諸如哲學、文學或歷史都有機會合流，卻獨獨將政治相關的討論視為公務員的技術操作，因此國家的研究也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Heibron，1991）。
十九世紀對於國家的研究中，最完整的屬於日耳曼諸邦。從黑格爾以來的日耳曼學術傳統，便將國家至於社會思想的討論核心。黑格爾一方強調國家可以容納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個人的價值也必須要在國家當中才能完整的展現，另一方面他也同時強調必須要有獨立於國家力量之外的領域存在（如家庭），進而才可能討論到公民社會作為一種中介的領域（Lentner，1984）。德國之後的國家學和社會科學，都受到黑格爾深遠的影響。日耳曼的思想中也堅持國家不等同於政府，而是一種不可分割的存在，更整個民族的精神息息相關。
德國之所以可以對國家有這麼完整的討論，同樣是有其時代背景與條件。在社會科學尚未明確成形之際，日耳曼諸邦的大學中，相關領域的包括國家學（Staatwissenschaft）、法哲學（Rechtswissenschaft）、政治經濟學等等。這些學科在發展的時候正巧是德國面臨國家統一的任務。德國學界對於國家治理政策的研究，在國家統一前後都扮演了關鍵的角色（Schiera，1991）。統一前，日耳曼的學者致力於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強大國家。統一後，則是需要使用科學的方式來維持龐大而多元的帝國。透過科學與科層化的治理方式，德國也因此成為最早開始實施社會福利還有國民教育的國家。
討論日耳曼的學術發展，就不能不提洪保德建立的大學制度。日耳曼諸邦大學與國家的發展呈現非常特別的關係。國家一開始設置大學的時候便援引了自由主義的思想，給予大學相當高的自主性，讓大學得以擁有科學的客觀性與權威。任教於大學的學者儘管是領國家的薪水，但是可以在不同的德語小邦之間進行選擇（跳槽）。但另一方面，大學中產生大量關於國家政策還有行政學的研究，也對實際政治運作產生深刻的影響。國家的治理，也越來越倚重大學所生產的科學研究。洪保德式的大學結合了教學和研究，提供了一個與政治有所區隔的大學環境，讓個別學者可以追求專業化的學科。實際上的效果，則是讓大學中的科學家能夠更有正當性地追求政治的目的，也反過來讓國家的政治治理更加科學化（Schiera，1991）。
至於美國，儘管十九世紀的美國學者大都是到日耳曼去留學，但是德國式的對國家和社會的整體觀點，卻終究沒有在美國生根。儘管從Francis Lieber、John Burgess等人便不斷試圖將德國的國家概念應用於美國社會中，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的Willoughby，便批評德國式的觀點把國家弄得過於神秘，並且強調應該將國家應該就是具體的政府組織。美國本身的政治環境和德國有相當大的差異。美國從立國以來就採用聯邦制和三權分立，透過政府體制中各種互相制衡的機制，來維持政府的運作。John Gunnell指出，美國的開國元老Madison所想像的新國度既非一個強大的政府，也不是一個由普選產生的民主共和，而是一套由嚴格的制衡來確保人不會犯錯的政府體制（1991）。也就是說，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一個很強而有力或是明顯的國家存在，也沒有一個明顯的以人民為主的共同體概念，而是傾向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
在學院體制方面，美國和德國也有相當不一樣的背景。相較於德國的大學與國家有緊密的關連，美國的大學一直以企業界關係比較近。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又有一部分的人是從ASSA等社會改革組織進入學院體制而來。這些社會改革組織一方面希望改革社會，但同時也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大都屬於社會中上階層的中間分子。他們希望透過科學的方法和學術權威來獲得影響社會的能力，然而卻也在制度化的過程中逐漸地去政治化。另外，在追求學術專業權威和企業實用性的情況下，德國對於國家或是社會的唯心論或是全貌觀觀點更是不符的美國的需求（Manicas，1991）。美國的再這些條件下，又恰巧碰上兩次世界大戰對於德國的敵意，於是美國的社會科學思想便與德國的傳統漸行漸遠。而討論國家概念的政治學，也走向了不強調國家角色在的多元主義。
沒有「國家」的政治
多元主義（Pluralist）的政治學思想從三零年代開始萌芽，到了五零年代成為政治科學最主要的典範。多元主義以及相關的政治系統論（political systems）的代表人物包括了Robert Dahl、Gabrial Almond、David Easton等政治學家。他們主要將政治過程視為一個由不同的個體和利益團體分配權力與利益、相互角逐的過程。在政治系統論中，不同的立場的人對國家施壓進行遊說是輸入，而國家進行的反映則是輸出。在這樣的概念之下，並不會強調國家本身的主體性，也不會討論國家作為一個行動者所扮演的角色。國家單純反映了社會中不同團體、階級與個人的政治力量，比較像一個人人都可能去影響的載體。事實上，政治系統論者根本上反對用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因為他們認為「國家」的概念過於抽象和含糊，而許多跟國家相關的組織（例如政黨）似乎又無法完全被國家這個概念所含括。
而Timothy Mitchell則是指出，政治系統論在五零年代的之所以受到美國政治學界重視，必須要放置在美國當時的冷戰政治架構之中。戰後的政治學界一方面面對冷戰架構之下對於「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長期需求，另一方面也希望快速將研究對象擴展到面臨赤化危險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過去對於政府制度的歷史研究和比較研究顯得過於侷限，無法快速提出可以分析各種不同案例的普遍法則。政治系統論則是號稱可以提供一個放諸四海都可以拿來比較分析的框架。政治系統論另外存在的預設，在於認為只要定義出政治系統，就能自動將研究侷限在與政治相關的議題，如此一來便能解決對於國家的界線定義不清的問題（Mitchell，1991）。不過，政治系統論後來所面對的批評，也往往正是在於不經驗證地預設了政治系統界線的存在，而忽略了經驗上的驗證。
多元主義的崛起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學科專業化過程中對於實證科學的追求，希望尋找一個普遍的分析方式。另一方面，多元主義對於社會的想像也符合的歐美社會對於西方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的自我想像。Krasner便認為，多元主義的政治學和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有許多雷同之處，兩者所想像的社會都是由獨立行動的團體或個體所組成，並且在大致公平的條件之下競爭固定的資源（1984）。一個由社會上不同團體施壓妥協之下行動的國家，事實上也是一個去政治化的國家，也最能呈現出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的理想境界。
John Gunnell便指出，美國政治學界拿多元主義來國家的運作，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上的宣示。當多元主義是美國政治運作的標準，便可以拿來跟其他的國家進行對比與反差，例如法西斯政權或共產主義。如此一來，美國就成為世界民主的燈塔。而實際的政治運作又反過來受到政治理論的影響，而不斷強調美國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可貴（1995）。
把「國家」重新帶進來
1960年代中後期起，政治學界便開始批判行為主義和多元主義的各種問題。這一波「把國家重新帶進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討論稱為國家主義（statist）（Evans, Rueschemeyer & Skocpol，1985）。國家主義批評多元主義不符合經驗研究所觀察到的實際現象，指出國家其實往往扮演主動的角色，不能用社會中的任何團體來解釋國家的立場。他們主張。另外，國家主義相較於政治系統論的實證主義傾向，比較強調歷史過程，並且會探究各個國家獨特的歷史發展。
國家主義的立場從六零年代便已經出現。J.P. Nettl在一篇關鍵的論文中，進行各地「國家」概念的比較，包括學術概念史的比較，以及「國家」在各國社會中所實際扮演的角色。他強調國家在社會中可能有自身的自主性，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比較的面向，例如行政過程、與法律的關係、國際上的主權等等。他指出，不同的國家中的國家不一定同樣的顯著，例如在美國社會的實際運作中，法律的地位比較具有全國性的整合意義，而在英國則是由政黨取代了歐陸「國家」所扮演的角色（Nettl，1968）。
國家主義的基本立場，在於認為國家跟社會之間存在著一條清楚的界線，所以國家的行為不能用社會中心的觀點來理解。由於強調歷史面向，所以討論的主題相當多元，例如討論國家如何作為是行動的主體、討論國家與法律的關係、國家如何影響經濟、國家和階級的複雜關係等等。
這一波「把國家重新帶進來」的思潮也不是沒有外在環境的背景因素。國家主義和政治系統論同樣面臨了戰後大量後殖民國家興起的一個世界。然而相較於實證傾向的政治系統論希望提出普遍的分析架構，國家主義比較從個別國家的歷史著手。亞洲四小龍的國家高度參與了國內的經濟發展，表現出國家的自主性和主導力量。而非洲後殖民時代獨裁政權的發展，也挑戰了政治系統論的假設。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發展，在於這些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也開始大量出現學院機構和政治學學者，密集對本地的社會進行研究（Gulbenkian Commission，1996）。
這同時也跟後殖民時代的西歐國家優勢逐漸減少有關。畢竟，要將非西方國家或共產主義國家視為干預社會的主體，顯然比將英國或美國等西方現代民主國家視為行動的主體，來得容易很多。在這些標榜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民主國家中，經濟發展看起來明明是放任自由的，不應該受到國家的插手或是干涉。隨著戰後西方與非西方的差距稍微變小，國際權力的平衡開始變化，西方政治學者才開始願意重新用過去觀看非西方國家的角度，來分析西方國家的國家運作（Skocpol，1985）。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隨著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區分逐漸被打破，政治學的國家研究也如同Carl Pletsch說的一樣，和整體的人文社會科學一樣面臨新的重組與轉向（1981）。
國家主義之後的「國家」
傅柯對於微觀權力的討論，從六零年代以降對人文社會科學產生巨大的影響。社會科學對於國家的研究，也逐漸受到這個趨勢的滲透，進而對國家主義的論點提出修正與反省。從傅柯的觀點來看國家研究，往往會強調兩件事，首先是認為要瞭解國家的性質，不應該只是從制度或是組織層面，更是要看國家在進行治理時實際的技術。具體的技術上的限制或是操作方式，往往會先行於到背後的政策，或是扮演政策中關鍵的地位。第二點是認為國家和社會的界線其實並沒有那麼清楚，因為國家的權力其實會透過各種技術、物和人的安排，滲透到社會中的各個角落，很多領域無法清楚地區分是不是國家的一部份（Foucault，1991；Scott，1998）。
Timothy Mitchell從傅柯的觀點來批評國家主義，便首先指出國家和社會的界線並非如此清晰。他舉了美國政府如何透過開發公司來跟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交涉，進而討論國家定位的模糊之處。他進而舉出諸如建保系統、世界銀行等例子，來說明「國家」與「社會」的差異可能是在國家權力內部一種複雜的展現策略。國家跟社會的界線反而是在權力實際運作的過程中不斷被生產和調整。他同時也認為不需要去刻意尋找國家的主體性，而是應該觀察國家在空間規劃、技術操作上、身體規馴上的實際作為（Mitchell，1991）。然而，儘管近來包括Mitchell在內的觀點對國家主義有所批評，但這些批評的聲浪並非要回到行為主義或政治系統論的立場，反而更加注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
傅柯的觀點強調國家在微觀上具體的技術，因此也特別適合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來進行研究。人類學的國家研究，有許多便是從傅柯的觀點出發，討論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經歷國家的權力，或是討論政府官僚的運作過程中細微的空間規劃、身體規馴與操作方式。或許這些「無聊」的操演反而才是國家權力運作的精髓。另外，人類學對國家的研究也討論國家在各種媒體與政治論述中的象徵與再現，從文化的角度來討論一般人如何理解和想像國家（Sharma and Gupta，2006）。
國家的討論中，目前非常需要處理的問題是全球化跟諸多跨越國界的現象（Evans，1997；Sharma and Gupta，2006）。在全球資本流動的時代，國家體制的重要性是否有降低趨勢？還是說在知識經濟和金融產業的重要性與日遽增的情況下，國家與法律的角色反而越漸提升？另外，隨著跨國遷移日漸平凡，國家與領土之間的關係也日漸受到挑戰。面對世界各種離散和遷移的現象，國家一方面扮演流動的阻力，另一方面可能也透過新的方式來控制流動的人口。這些都是現代國家一些顯著的發展，也影響著往後對國家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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