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姜曉涵（人類三）
一、 前言
在中世紀的歐洲，大學裡只有四個學系：神學、醫學、法學和藝術，最後一個的地位稍微低於另外三個的地位。在中世紀至十九世紀晚期的大學世俗化過程中，傳統的課程開始增補了非古典的語言及文學、物理、化學、生物和工程等學科，現今的學科起源便源自於此。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教育學、社會學及心理學也開始出現在大學的課程裡了( wikipedia)。在大學制度建立與學科形成的過程中，其社會背景將對學科本身的知識及範圍產生影響。因為知識上的分工，使學科在專業化的過程，其知識的範圍受到限制，也影響了至今二十一世紀的學科發展。
人類學由於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除了傳統的四大分支：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之外，還涵蓋了經濟、心理、歷史、生物等等學科的範圍。本文希望著眼於人類學與心理學兩學科之間的分工中的重疊，並從兩學科的創始人─Wilhelm Wundt與Franz Boas，以及兩學科成立初期的歷史兩個層面去探討。
二、 心理學的建立
傳統上心理學家認為心理學的創始人只有一個：德國的威廉‧馮特。馮特對心理學的長遠影響在於使心理學制度化，因為他創立了一門為社會所承認的獨立科學，並為從事這一科學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角色。然而從理論的觀點切入，心理學總共經過三次的創建，每次的創建都產生了有關心理學問題的獨特的思想方法，這三次的創建都分別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它們分別是：意識心理學、潛意識心理學與適應心理學。
哲學生理學家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所領導的意識心裡學派是歷史最久的心理學流派，但也是壽命最短的。意識心理學是對正常成人心裡的內省研究，它直接沿襲了傳統的哲學心理學，並使它更為嚴密。在第一本界定科學心理學的著作《生理心理學原理》中，馮特明確表示了「兩門科學之間的連合」。首先是生理學，它「為我們提供了那些透過我們的外部感官可以察覺到的生活現像。」其次是心理學，它「使一個人從內部認識他自己」。兩門科學連合的結果產生了一門新的科學，即「生理心理學」，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種連合有助於心理學成為積極的自然主義的科學世界觀的組成部分。傳統上，心理學之意義為心靈理性(psyche-logos)及關於靈魂的研究。但是，超自然的靈魂在自然主義科學中卻沒有一席之地，所以若延續著傳統路線推展心理學，是必會把心理學拒之於科學的大門之外，使之被限於非科學的二元論境地。然而，如果堅持神經系統是一切心理活動的基礎，並把心理學界定為對意識事件的生理條件的研究，那麼這一生理心理學的新領域就可以使自己成為一門科學。在馮特的心理學中，最重要的心理過程是統覺，並且認為在腦中存在一個「統覺中心」。生理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是化約論(reductionism)，化約論是指根據生裡原因來解釋心裡事件和行為事件。心理學中的三位主要奠基者：馮特、佛洛伊德和詹姆斯都被下述觀點吸引，即「全面拋棄心理學理論，把意識解釋為神經原因的結果，不去假定調節心理過程的潛意識層次」，馮特與佛洛依德最終都放棄了，因為如果生理學能夠解釋心靈和行為，那麼心理學做為一門學科的地位就會受到威脅，因為生理心理學將變成單一的生理學，而詹姆斯仍積極追隨此一想法，並最終放棄了心理學而轉向哲學。但是化約的觀點在後繼的心理學家中還是存在，有時被捨棄但永不消失，而且到了今天，它再一次在認知心理學中有了新的活力。
現今很少人指望不同學科的理論和發現能與其他學科的理論和發現，形成有系統的和邏輯的連繫。然而對一個十九世紀的知識官吏如馮特來說，找到不同學科之間有連繫的、相關的概念，並把它們全部歸入人類生活的一個簡單的綜合概念(scheme)之中，應該是哲學家努力爭取的最高目標，馮特徹底掌握了「建立體系的意志」，他和佛洛依德的個性在其他方面天差地別，但他們都是一般思想體系的創立者。
生理學與心理學之間聯合的另一個作用是制度性的或機械性的，在德國生理學是最新建立起來的一門科學學科，它的迅速發展很快為它帶來了巨大聲望。對馮特來說，為了尋求資金、地點和學生，把心理學與生理學聯合起來，可說是學術政治圈中精明的一項舉動。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德國大學是唯一追求質量和組織的，特別是對科學。在英國和法國，由於不同的原因，科學家是在教育體制之外工作的，英國大學沒有自己的特色，顯得死氣沉沉。美國有致力於大學生學習的大學，而沒有提供研究生訓練的大學。然而，德國大學合併了研究功能和教學功能，建立起世界領先的大學教育程度。此外，自德國各公國政府與中央集權的德意志帝國政府於1870年統一後，更為德國大學提供了豐厚的財力和物力。這樣的背景影響了心理學做為一門科學的建立。如果德國的體制迎合了心理學的創立，它也具有妨礙自身發展與獨創風格的特徵。在十九世紀，在現今被翻譯為「科學」的詞彙"Wissenschaft"意為「沿著哲學路線系統組織的知識」，哲學和其他人文研究是組織思想的指導性楷模，自然科學正在獲得聲望，但實驗對許多知識份子來說仍是一種未經檢驗的、不可靠的、無組織的獲得真理的方法。當馮特應聘於萊比錫大學時，他被稱作哲學家，那時他尚未找到心理學脫離哲學的自主地位。自他到萊比錫起，他把心理學看作傳統的哲學心理學的繼續，並由生理學的介入而使其具有了新的含義和新的概念。哲學家開始對這些不敬的實驗者入侵它的領地感到不滿，從而阻礙了德國心理學的發展。(Leahey 1980)在馮特把心理學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的那些年間，心理學家不得不為教授職位和資源而與哲學家展開競爭。特別是當心理學越來越實驗化時，對哲學家來說，彷彿是對它們傳統領域的粗暴侵犯，於是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心理學的發展。1933年，隨著納粹在德國當權，他們打破了陳舊的官僚體制，把最好的心理體系逐出德國，在納粹迫害之下而被迫離開德國的「劣等民族」中，包含了各類傑出的知識份子，著名的心理學家相繼移民到了美國。Ash, M.G.指出，到了1950年，德國心理學才在一個受美國觀念支配的全新的環境裡發展起來。(Leahey 1980; 202)
身為心理學此一學科的奠基者之一，馮特也注意到文化的研究對於心理學的重要性。他直到1920年才將他花費了20年的十卷巨著《民族心裡學》(Völkerpsychologie)出版，他在同一年的八月逝世。馮特除了結合生理學做為實驗心理學的輔助，也透過分析和精神群體(spiritual communities [geistige Gemeinschaften])相連繫的心理過程(psychic processes)做為研究的方法。馮特認為，人的心理法則可能被具象化在如藝術、語言、神話、風俗習慣等等的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s [Erzeugnisse])當中，這樣的研究對象無法透過和研究個體內在經驗同樣的方法去觀察，而必須透過適合觀測外在的、非生理性的現像的方法去研究。這樣的研究方式，馮特稱之為Völkerpsychologie，也就是民族心理學。馮特認為這樣民族心理學補足了實驗心理學，並和實驗心理學一同構成了心理學此一學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三、 人類學的創立與心理學
“Bibliography of Franz Boas”的作者Andrews等人認為，在美國人類學的創始人Franz Boas成為一個人類學家之前，他可說是一位心理學者(Stocking 1979)。他第一個固定的學術職位是在Clark大學的心理學系。在他前十個發表的論文當中，有六個是有關費希納的心理物理學的，雖然在這六篇論文之後，Boas很少在寫過有關心理學的文章，但他最重要的論文之一 “On Alternating Sounds”，以及其他大部分的人類學的主要文章，可以被視為是比較心理學的文章。到1909年間他仍持續接觸著不同流派的心理學，包括Herbart、Fechner、Wundt、Lazarus與Steinthal、Dilthey、Tarde、James、Baldwin以及Freud等人的學說(Stocking 1979)。事實上，Boas認為在1911年之前的人類學工作的目的，心理學總是被放在中心的位置。Boas認為民族學的目標是從「歷史發展與地理分布」與「生裡和心理基礎」的層面去研究民族學與人類學現象。例如：在1901年與1904年，Boas分別提及：「研究人的心靈是人類學的主要宗旨之一」以及「心理人類學與生物人類學是學科中兩個主要的分支」。今日的心理人類學與人類學的傳統四大分支比起來，處於較次等的地位，但是對於Boas來說，心理人類學是學科中兩大研究的分支之一(Stocking 1979)。Boas的心理學是屬於費希納的心裡物理學的，心理物理學主要研究物裡刺激和主觀相關感受，例如心理閾值就是其研究方向，在Boas 1889年的文章「關於交替語音」(“Alternating Sounds”)中，認為西方學者所觀察到美國土著對於同一個單字卻會有不同發音方式的現象，並不如賓州大學的美國語言學與考古學教授Daniel Garrison Brinton所認為的：因為他們處於演化的較低等階段，所以其語言較劣等且原始。Boas認為這是因為不同文化的人對於語音有不同的感知而造成，而非因為演化程度的優劣之分。這樣的理論不僅奠定了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也結合了心理物理學為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四、 跨文化心理學
文化的研究在心理學中是重要的，這可分為兩個方面：其一，心理學家想知道他們的發現是適用於所有文化的所有人，還是只適用於某些文化的某些人。其二，其他文化的研究能為理解人類的行為提供新穎的有價值的方法。跨文化心裡學幫助心理學家理解文化與行為的關係，幫他們弄清這兩個領域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是怎樣相互關聯的。
跨文化心理學家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叫做「對比分析」。研究者從特定文化中的樣本獲得資料，然後將它與其他已知的資料或價值觀進行比較。一個已知的行為或價值觀被稱做一個因變量：它是經過觀察而建立起來的一個行為結果或模式。研究者接著就可以自由地詢問哪些因素應該對因變量負責，並且可以決定對這些潛在因素或著潛在影響中的某一些進行測試。(Giles等人 2007)
跨文化心理學在一些領域與人類學重疊，但根據〈心理學的歷史〉的作者薩拉‧杰恩‧布萊克摩爾等人的說法，兩個學科傾向於集中在文明的不同方面，認為人類學家一般較為關注於家族關係、土地分配和儀式上，基本上不涉及心理學家的研究主題。作者進一步指出：當人類學家把注意力轉移到心理學的問題上時，他們傾向於透過對直接的行為和習俗的觀察來蒐集資料(例如兒童教養的實踐或斷奶的年齡)，而很少蒐集到由心理學家提出的更為抽象的問題的資料，比如智力的概念。然而事實上，在Boas的文章中，就涉及了有關智力的問題，並採取了與種族主義者不同的立場。
二十世紀20年代，人類學家Malinowski對所羅門海巴布亞新幾內亞群島內的年幼男孩進行研究，觀察他們有關佛洛伊德以在他的戀母情結中描述過的敵視的情緒類型。然而他發現這些男孩並不直接對他們的父親，而是對做為家庭管裡角色的叔叔表達敵意。這樣的觀察結果對佛洛依德的理論產生了挑戰，因為這反應了一個男孩在他生命中特定階段與他父親間的緊張關係，可能不是如佛洛伊德所認為的，出於對性的嫉妒，而是對訓導的反應。這是人類學跨文化的研究為心理學做出有價值的貢獻的一個很好例證。
五、 結論
Theodore Schwartz在其文章"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 an unrequited relationship”當中認為：從心理人類學所能提出的要求來看，人類學並沒有在現今主流心裡學當中得到它應有的重視與影響。人類學從演化、自然、形式和文化的角色等層面所得到的一系列有關人類天性與行為的知識，不應該被心理學所忽視，然而卻被主流的學院派心理學、心理分析與精神病學大大忽視了，即使有許多的心理學者跨過了兩個學科的領域，也有跨文化心理學、跨文化精神病學以及精神分析人類等和心理人類學的領域互補並重疊的眾多學科，但他們皆屬於非主流的心理學領域。Schwartz進一步指出：「使適應文化的結構本身與使它成為可能的神經系統一樣重要」，我們從馮特在晚期《民族心理學》的發表也可以推測他在當時就已注意到對於外在文化的研究對於心裡學的重要性，而事實上從Boas的研究中，我們也可看到在人類學的領域當中，對於人類心理的研究是佔了很大的一部分的。然而由於知識的分工與學科制度等種種因素，使當代心理學偏向生理的與實驗的研究方式，而能考慮到外在文化影響的如跨文化心理學等學科分支就處於主流的心理學之外。這似乎是學科發展下的必然趨勢，如何突破學科間的藩籬，使不同領域的知識能聯合並形成有系統的、具有啟發性的新的知識，需要我們的努力和智慧，回溯學科發展史的確是可以得到一些解決問題的可能辦法，例如馮特結合兩門學科的例子，又或者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在學科發展史中前人因為當時總總條件做出的決定和假設，嘗試解決各學科假設間彼此的矛盾和分歧，而這似乎就必須超越了傳統科學的定義範圍了。
六、 參考資料
心理學史 Thomas Hardy Leahey 1996
心理學的歷史 Bridget Giles 2007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George W. Stocking, Jr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wilhelm-wundt/#V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