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均（歷史四）
一. 前言
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學科分類，自十九世紀以來因著啟蒙時代以來的傳統影響以及其本身特殊的時空發展背景而能立足於諸學科之間，成為一門獨立而有其自身威望的學科分類，並依不同之科目發展各自的研究方法及確立不同的研究對象。然而同樣是以研究人類社會為目標，歷史學卻最終沒有加入這股潮流而正式成為社會科學的一支。儘管有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等重要學者倡議史學科學化，而後來亦有不少學者往此方向努力，但今天史學界的共識仍以史學非科學為主。確實，科學──無論是一般的還是人文的都曾也都會對史學發展造成影響，但這些益處卻都是有限度的，並不意味著史學的普遍科學化將會真正地發生 。
為什麼會這樣呢？如果說歷史學（至少是西方歷史學）在過去一兩個世紀裡在方法學及其他學理上有受到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且的確產生了相對應的改變，且在研究對象上有著這麼高的相似度的話，那麼它沒有成為社會科學的原因是為何呢？其中究竟是因為學理上的必然性所導致，還是另有別的因素造成了這樣的發展？
在本文中，筆者將嘗試藉由對西方各國歷史學上的重要發展及學派狀況（尤其是自十九世紀之後的）做一個簡略的回顧，並且從中尋找歷史學與同時期社會科學在發展上的可能關係，藉此釐清歷史學之所以未發展為社會科學之可能原因。
二. 十九世紀前的西方史學
在正式開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簡略回顧一下西洋歷史在十九世紀之前的發展。畢竟儘管在方法上有了很大的轉折，但在此之前的發展多少影響到了史學立論與其社會價值之基礎，可謂是根本所在。
眾所皆知，如不考慮神話階段的話，西方史學之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目前所知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歷史著作乃是由希羅多德(Ἡρόδοτος, c. 484 B.C.~ c. 425 B.C.)所撰寫的《歷史》(Ἱστορίαι)一書，儘管內容中因史料來源有問題的關係仍參雜了不少神話傳說及怪言奇談，但希羅多德在本書中的確以盡可能記載所有說法與資料的方式試圖體現出波希戰爭期間的實際狀況 ，確立了以記錄和資料比對而非希臘人慣用的形而上學表現並認知真實的傳統 。自他之後，這種傳統（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史學）才有了長足的發展。此一時期至羅馬時代的史學除地域概念濃厚外亦深具人文精神，內容多半強調人而非神的行為或精心思考在歷史過程上的作用 。
而在中古世紀時，歐洲人的史觀一如此時的其他學問，是被基督教所影響與控制的。此一時期的歷史目標主要在於解釋上帝的意旨於歷史事件中如何發揮功能以及尋找出其中的計畫之結構所在，是故引進了天命之概念與重要性，所有在歷史中出現的人事物僅僅是上帝體現其意志與計畫的工具或代表，僅可視為整體歷史之一段過程，而希臘羅馬時期的以人智為主的人本精神則大大地被壓抑而被描述為缺乏計畫、流於感性的非完整因素，唯有上帝在此一過程中擁有真正的全知以及完整的計畫能力。此外，基督教普世性的精神亦趨使史家突破地域史的限制，開始尋求普世歷史撰寫的可能性。而以基督的出生為分界點，歷史的分期觀念也由此產生 。至文藝復興時期，史學中的人文精神隨著古典主義而復活，但其在本質上已不再像原本希臘羅馬史學那樣忽視人的感情之於其行為的作用，中古史學中強調人的非理性與感性的部份被混雜進來，形成一種新的人文觀，他基本上承認人因感性造成的不完美以及其對歷史所產生的影響，但也淡化了神旨對歷史所產生的作用。此一時期歷史學的的另一項重要發展則是歷史的政治作用開始被突顯，隨著政治勢力間衝突的激烈化，歷史作為一種合法性與正統性的提供工具而逐漸為官方所重視，此一趨勢至宗教改革期間乃趨於高峰，改革方與反改革方皆戮力治史，尋找對於己方正當性有益之資料，除增進了史料蒐集的方法外，亦突顯出史學作為政治工具的地位 。
啟蒙時期對史學則產生了一如它對於西方整體知識界的廣大影響。啟蒙時期重視理性推演、相信人類普同性、反宗教蒙昧與進步概念等精神基本上造就了後來所謂「科學治史」的傳統，史家對於材料的審視益發挑剔，開始屏除太過誇張、帶有偏見或撰寫方式有問題的材料。此一時期的另外一個特色當是強調歷史的實用性以及讓史學為啟蒙理想服務的寫作方式，著名啟蒙哲人伏爾泰(Voltaire, François-Marie Arouet , 1694~1778)即以自己的史學著作體現這個觀念，他強調史學應當經世致用以對於當代社會以及未來人類的發展產生正面影響，他並認為每個人皆有可能以自己的理性思維掌握歷史的原則並推動影響其進程，從而達成一個更好的社會 。而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亦認為歷史之推進源於人的道德原則，而其中必定有其原則可尋，如能掌握即可推知人類的其他道德行為 。不過基本上，啟蒙時代的史學在今天來看是有很多問題的，諸如伏爾泰、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等人的史學著作都有不注重細節（蓋他們視繁瑣之細節為無用）、以理想蓋過史實等毛病，但他們的確在歷史學的思想及方法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歷史學之於社會與國家發展的價值也是在此時定調下來的。最重要的是，啟蒙哲人對於歷史的提倡引起了各國統治者對於歷史的興趣，由官方資助或成立的歷史學會或撰史機構紛紛於十八世紀初期成立 ，不僅有助於歷史研究的發展，亦為後來歷史學與國家發展的緊密關係定下了基礎。此一時期史學著作的最高峰當屬英國史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此書不僅文筆優雅，且在文中體現出不少啟蒙時代的特色，諸如對教會的懷疑態度、對理性精神的讚美等，而更難能可貴的則是他在引用史料上不僅廣博而且精要，同一時代人治史不講細節的毛病在他的著作中幾乎找不到，可謂是啟蒙史學的瑰寶之作。
總結地來說，前十九世紀的歐洲史學發展基本上訂下了歐洲史學的幾個傳統與基本價值，其一是史學之於社會發展的價值被大眾及政府所接受，這使得史學在後來的發展中毋需再對自我的價值進行嚴格的驗證。其二則是在於史料選擇及運用的去主觀化及強調對於科學精神的符合，僅此一時期鮮有著史者能符合這種精神，但這樣的概念的確是在此一時期發展出來的，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即曾認為史家在挑選材料時務必謹慎，要懂得避開不實的內容與修正記載上的偏見 。這樣的治史的精神除對史學在方法上大有益處之外，也為下一個世紀的史學科學化奠定了基礎。
三. 十九世紀的德意志史學
十九世紀時由德國發展出來的一股重要潮流乃是浪漫主義，此思潮對啟蒙以來厚今薄古、重視人類普同性以及重理性發展的傾向多所反對，而這樣的趨勢自然也影響到了此時德意志史學之發展。判隨著自拿破崙入侵後所產生的反法風潮，此時由德意志地區所發展出來的浪漫派史學重視啟蒙時代所鄙視的中古時代，強調此一時期歷史與各民族獨特性發展之關連。以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的重要著作《論人類歷史哲學》(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為首，對民族個性及自身特殊文化傳統多所重視的概念開始在德意志史學中有了重要的地位，藉由歷史鼓吹德意志本身民族精神的學說與思想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不僅讓德意志的學術發展在精神上脫離法國所立下的啟蒙傳統，使得德意志（甚至是可以說全歐洲）在此一時期的史學發展上的走向與其民族主義的發展牽連甚密，甚至根本就可以說是一體的 。
不過奠定十九世紀德國史學發展地位的並不全然是受浪漫主義影響的民族史，真正充實其內在的乃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與他的唯心史觀。他在〈歷史哲學演講錄〉(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中深論自己的史觀，強調自然原則與歷史原則的不可互通性，蓋自然有其客觀規律，而歷史則由人心及思想推動，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家所當做的不只在於還原事件本身，還在於還原當事人的思想狀況，蓋脫離思想則無法認識事件，僅有事件之歷史對黑格爾來說乃是沒有意義可言的 。他也認為歷史乃是人類理性的展現，而這樣的理性則是人類情感在理智誘使下所產生的結果，具有一種先驗而非經驗法則上的性質 。是以歷史的本質即是人類思想與邏輯成長的過程，其具體成果表現在社會與政治的變遷上 。黑格爾對於歷史的看法基本上充實了原本浪漫史學的哲學與唯心論內涵，並將歷史哲學的內容提升至一個更具辯論性的層次，亦即歷史在本質上的心物問題。
黑格爾的唯心史觀可說是浪漫派史學的理論高峰，但如果說到十九世紀德意志地區最重要也最具影響力的史學發展則當屬以實證主義為基底的蘭克學派。此一學派之奠基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師承涅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 , 1776~1831)及其科學治史精神，主張史家應力持客觀，在有可靠證據的情況下進行去主觀化的史學研究。他善用各國各地的檔案文獻並以科學化的手法有系統地力行考據，認為原始非二手、經過嚴格批判審視的史料，才是最佳的史料，所謂「科學的歷史」即由此而來。此外，蘭克也認為史家為求客觀，不宜以當代的價值觀來判斷古人的想法或作為，應當是以對於史實的觀察與研究去掌握整體的辨證關係，而非以將史學附庸於任何一種現有價值觀下去理解並評判史事 。蘭克以及其學生所形成的蘭克學派對史學觀念影響甚大，自此之後，史家力求客觀的精神在兩次大戰之前幾成為西方史學界的定則，而所謂史學科學化的呼聲及相關方法也幾乎全部與此一學派的精神有關。儘管蘭克本人與他的史學研究並不是全然的絕對客觀而是與新教精神與以強調各地歷史獨特性的歷史主義有所關聯，但他的治史方法及準則很快地 就被化約並以方法論的方式加以宣揚 。在某個層面上，我們可以說蘭克學派乃是歷史科學化的濫觴，如無其影響，則史學科學化的相關爭議也很難產生。
四. 十九世紀的法國史學
法國史學在十九世紀的發展之初雖有以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 1798~1857)為首將歷史搜羅入科學範疇的歷史實證派，但此一思潮很快的就被浪漫史學的風潮掩蓋，也無甚有價值的史學著作問世。而在浪漫史學之後接續實證主義精神的乃是如米涅(François Auguste Marie Mignet, 1796~1884)、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等自七月革命後開始活躍的史家，由於他們重實際政治分析及多半曾有朝為官的經歷，後人又常稱此一派學者為政治學派史學。他們多半側重於社會結構之分析與政治制度變遷，並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研究與相關解釋上有著非常不錯的成績，在方法上則延續孔德一脈的理念，嘗試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去處理歷史，如曾在奧爾良王朝期間任法國教育部長的基佐即以外科手術比擬史家研究歷史應有之態度，強調研究歷史無異於解釋人體為何運作，當先如解剖一般尋找材料並洞察其中可能關係，然後才能解釋當時社會的運作關鍵所在 。
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佛斯鐵諾(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為首的史家將原本科學式史學的風氣繼續發展的更具規模，儘管佛斯鐵諾本人在史料考證上的見識與功力不及蘭克，但他對於史學科學化以及客觀化的主張則更加明確也更加強烈。他也是首個明確呼籲使加打破民族主義成見並將歷史去國籍化的史家 。而此一時期所創建的許多重要刊物如《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也成為科學化史學理念傳布的有效工具，對於相關概念的奠基亦是擁有巨大意義。
五. 十九世紀的英美史學
如果說德法兩地的在十九世紀的史學發展是以大學為起點的話，那在英國這個起點則無疑是業餘學者的筆下，蓋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的史學發展仍停滯於吉彭所留下的啟蒙主義與古典學傳統，而幾乎所有在此一時期治史者也都不以史家自居。一直要到馬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與他的《英國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問世，英國才有一部真正具有浪漫主義時期精神的史學作品。而之後雖有如斯塔卜斯(William Stubbs, 1825~1901)等牛津學派史家引進蘭克學派的治史精神與方法論，19世紀的英國史界大體上來說仍停留在早期浪漫主義史學的發展範疇而未如德法兩國開始發展自己的科學式治史相關理論，被認為有價值的史學著作亦甚少。
而在美國，自殖民時期之後史學才開始有長足的發展，但主要是反映此時逐漸增長之國族意識之作品，而此時的美國史家也多半以文學家或藝術家自居而非如德法一般自榜為史家或社會科學家。這樣的趨勢主要在南北戰爭結束後開始有所轉變，以派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1893)等人為首，美國史界開始進入了新的局面。舉凡科學方法的應用、德國理論與訓練方式的引入以及史家的職業化等皆在十九世紀的七零年代後快速興起，原本流行的浪漫主義作風則逐漸被此時流行的科學式史學所取代，1884年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的成立可謂是一個標示點，象徵著美國史界已脫離原本把歷史當文學消遣的階段，進入了專業化及學術化治史的時代 。
六. 戰間期的史學反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前，史學的科學性及客觀性基本上已成為西方史界的共識，幾乎所有治史者皆已追求客觀化的史學為目標，鮮少有人再提起浪漫史學時代重感性與民族主義的想法，而歷史被視作社會科學的情況也是十分常見的分類情況。但這方面的概念都在兩次大戰後被學者所質疑及再審視。
首先就實際層面來說，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可說是史家原本所標榜的中立性與客觀性最常被考驗的時期。許多著名學者Eduard Meyer (1855~ 1930)皆被戰爭洪流捲入，或自願或被迫的以學術替自己的國家服務，使史學成為聲張己方正當性的工具與辱罵敵對方的利器，如此一來自是公正客觀性盡失而特定意識型態橫流，實際上完全喪失了自十九世紀中葉後所一直提倡的客觀中立精神，這樣的情況讓戰後的歐美史家開始對意識形態在史學中扮演的實際角色開始警醒，進而開始討論史學客觀性的可能與否。而在概念上，原本歷史一如其他社會科學具有實際效用而能使人對未來產生警醒的概念也一再的被質疑，畢竟，如果人類能在二十年內掀起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那我們對於歷史學的功用又有什麼好期待的呢？
十九世紀的史學風潮基本上建立於一實證主義的背景上，史家們樂觀地認為史實史料不僅確實存在，而且這些材料均是可以被用科學方法加以驗證處裡的。這樣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初期即有出現質疑風聲，而正式的攻擊則出現於1931年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AHA當屆理事長貝柯爾(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即在年會發表中直言史學的不可客觀性，認為歷史事件的形成與意義皆會因外在條件而改變，而史家在進行選材及描述時亦不可能如真正的科學家一般超然，其中必定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隱含其中，是以歷史知識並非客觀，而是隨著史家而相對存在的。 在此之後亦有如柯林烏(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等哲學家對歷史學的實證主義傳統進行批判，他們的論述不盡相同，但皆認為歷史乃是一與心智有關而不可能純然客觀的產物，亦不可能以純科學的角度下去認知 。如柯林烏即認為所有的歷史皆是經過史家個人思想重組過的「思想歷史」，史家僅能藉由手邊資料儘可能模擬當時情境並通過再思考(rethink)的過程
去模擬當時人的思想內在狀況，卻不能誇言自己可以獲得真正的客觀知識 。
諸如此類的思潮在學理上無異於給科學化歷史的理念一記重擊。自是西方史界鮮有再以科學自居的概念，歷史在普遍概念上的科學化已經不再被學界視為真正可行的道路。
七. 結論
就結論上而言，歷史學在十九世紀時正式發展出了所謂科學化史學的概念，這樣的概念主要是以實證主義為基礎，強調歷史材料與事實皆可以科學方法加以理解與獲得。而這樣的概念則在兩次大戰期間便因實際上的因素以及學理上的質疑而被打破，使得史學就結果上而言並沒有真正的社會科學化，而其中除了學理上的產生的懷疑外，現實世界的狀況亦助長了此一趨勢。事實上，今天的史學研究雖仍保有十九世紀以來的諸多遺產（如去主觀化以及在方法論上的運用），但科學化史學的想法卻早已被送入了墳墓，成為一種就今天角度上來說已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科學乃是手段，而不會成為史學的目的與本質。
當然，史學在這方面的發展自然能留給我們許多再省思的空間。如果史學因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而放棄了完全客觀研究的可能，那其他在研究對象上與史學相近的社會科學是否也有必要對其中「科學」的成分進行再思考？亦或是「科學」的可能性尚在，只是史家基於材料的必須再解讀性而難以進行這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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