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馨（人類四）
眼神嚴峻、一絲不苟，鮑亞士頑固的個性及嚴格的要求，常令學生備感壓力；但其對學生的細心指導與各方支援，也使許多學生親切地喊他「Papa Boas」。
在哥倫比亞大學數十年的教學下，鮑亞士訓練了一批批出色的人類學者，如潘乃德、米德、薩丕爾、克魯伯等聞名於世的人類學家皆是。而儘管在反戰、反納粹、反種族歧視運動的投入，讓鮑亞士倍受保守勢力打壓，但到了1920年代中期，鮑亞士及其學生儼然掌握了各主要大學及學會的人類學研究方向和資源，而被後人稱之為鮑亞士學派。
鮑亞士被薩林斯(1976)譽為「文化思維」傳統的鼻祖，其為對抗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所提出的文化概念，深深影響了鮑亞士學派的學生們。以鮑亞士的文化概念為起點，鮑亞士的學生們在田野研究中各自發展了自己的文化概念與理論，在1920年代大放異彩，影響力至今仍存。
下文就試從學科專業化的背景談起，爬梳鮑亞士的文化概念對於第一代學生的影響，並以潘乃德和克魯柏為例深入探討。
一、鮑亞士文化概念對第一代學生的影響
人類學文化定義的重要轉折，來自於鮑亞士的學說。鮑亞士受過地理學訓練，且受德國浪漫傳統的影響，提出全貌觀、歷史觀；而其物理學的訓練，也使其帶有實證物質主義的傾向。因此，鮑亞士強調須從實際歷史脈絡下，細緻思考文化現象(Stocking 1966)，民族的精神生活必須就其本身的觀點去探討，而文化中人們的行為與風俗是思想的展現。此外，在理論上，鮑亞士採用傳播論的概念，認為傳播與修正為解釋文化與闡釋意義的關鍵原則，而各文化的整合為必然趨勢；其也受語言學影響，認為文化背後的關鍵原則是在主觀的範疇內。
從鮑亞士的文化概念可以看出，其研究採用主觀探究法，並認為文化中的創造力量來自客觀層面，意即個人受行為習慣所支配，而無反觀及能動性(Hatch 1981)。黃應貴（ 2008：59）則將鮑亞士的文化概念要素歸納如下：
1. 歷史性：強調每個文化在歷史過程中的特殊發展
2. 多元性：文化是複數的
3. 行為上的決定性：文化在生活上會影響人的行為，並由行為來具體呈現文化
4. 文化是整合而相對的：各個文化要素在歷史過程中整合為一整體
鮑亞士認為，文化自成一格，且各種特質不斷被採借修正，以適應新的文化情境。而其轉變的複雜、隨機以及流傳的廣佈性，使我們不可能追溯他們被建立的原始思想過程。文化必須從其自成一格的原則－－傳播與修正原則來了解其意義，因此鮑亞士學派採取的主要方向是整合的研究，這點在潘乃德與克魯伯的研究中都可見端倪。
早在1887年，鮑亞士即在〈地理學研究〉一文中，提出兩種科學：一種是自然科學式的，尋求宇宙通則，而另一種則偏向歷史性的，就現象本身來研究現象 (Hatch 1981)。而雖然鮑亞士學說裡可見其對文化整體性的重視，然而，在這兩種科學立場衝突的掙扎，以及當時對即將消失的原始文化的搶救呼聲之下，鮑亞士的民族誌研究陷入對於大量龐雜材料的描述、累積，而缺乏有效的方法論及框架來整合之。鮑亞士的文化整體觀不斷被片段枝節的描述取代，歷史偶然性持續挑戰著文化的整合性；鮑亞士不但無法建立起人類生活的普遍法則，也無法完成個別文化歷史的重建（林開世2008:49）。
在鮑亞士排除心理學的、種族的、環境決定論等研究方法後，人類學的研究陷入了困境──不知道何種因素才對文化有決定性；而傳播論雖仍為此時期的主要理論，但也漸漸失去其權威性的說服力(Stocking 1966)。學承鮑亞士的第一代學生們，為了解決鮑亞士留下的困境，紛紛致力於理論的發展。這些理論主要分為兩大傾向：在文化整合的傾向，有潘乃德發展出的文化統合理論，以及克魯伯的文化超機體、基本／次要文化體系之分；而在科學傾向上，羅伯特‧羅維嘗試將文化歷史觀結合馬赫實證論，魏斯勒的文化區域理論等，繼承了鮑亞士的系統比較框架與文化傳播概念（林開世2008:49）。。
二、潘乃德的文化概念
潘乃德受鮑亞士文化概念的影響頗深，並以其為基，具體化文化整合的理論，並開創了人類學研究中人格與文化的研究取向。潘乃德承繼鮑亞士思想的兩要素：文化建立在情緒上、文化趨於顯示內在一致性，提出整合的「文化模式」概念 (Hatch 1981:175) 。而受到鮑亞士「歷史為偶發性」的概念影響，對潘乃德而言，文化的整合是偶然的過程，獨立於人們的功利實用需求。
潘乃德認為文化存在模式，故在著作《文化模式》（1976）一書中，其以三種人格特質來描述北美印地安人不同的文化模式。如祖尼人為太陽神型 (Apollonian)的代表，其文化強調自制、規律、樂群，在文化中，個人情緒不受重視；酒神型(Dionysian)則可用來形容瓜求圖印地安人的誇張競爭，以及對權力的飢渴、在文化中極為明顯的驕傲、羞辱等情緒；而誇大妄想型(Paranoid)則可形容多布人的粗暴、狂野、多疑、自私、欺騙等特質。（黃應貴 2008：336）
潘乃德認為，整合是文化背後主要的創造力量，文化要素隨機傳播，但會透過修正而形成或多或少一致的思想與行動模式。而文化模式有兩種整合機能：每個文化都有最珍視寶貴的風俗（如西北海岸印地安人的誇富宴），為文化最占優勢的形貌，令人們投入。另一種則是較易適應文化者，較有影響力，因而使文化推進。而從整合運作的層次來看，潘乃德認為有物質與情緒兩種層次：
1. 物質：文化元素有無限組合、無窮的可能強調焦點，再加上文化的整合模式是偶然的，是文化特質近乎隨機的反覆無限重組、重新解釋與刻意發展，因此，沒有兩個文化是雷同的。(Hatch 1981:89)
2. 情緒：文化具有特殊性質，文化乃個人心理大量投射到螢光幕上，賦予較大比例與較長時距(Hatch 1981:90，引Benedict 1932:24)。這種整合原則稱為統合型貌(configuration)或民族精神(ethos)。潘乃德和鮑亞士一樣，都認為理性是附屬的，會受到情緒的偏誤而扭曲(Hatch 1981:94)。因此，她強調必須有系統地完整了解文化生活情緒層，而因為每個統合型貌都是獨特的，所以文化內的特質需放在該文化統合型貌下檢視，才具意義。如美國人如果不知道普布羅族蛇舞的情緒背景，就可能誤解而產生恐懼厭惡。(Hatch 1981:91)
此外，從鮑亞士「自成一格的文化性質」的概念延伸到文化模式的概念上，潘乃德認為，由於每一個文化的整合模式是不能比較的，因此需要個別理論來闡明。而文化有其內在原則與自主性，環境的影響非常小──文化無理性，非功利主義，因此風俗往往不實用，如誇富宴即是（雖然後來也有學者提出誇富宴再分配的功能，但這並非為該風俗存在的原因）。而潘乃德假定了文化是人格的主要決定因素(Hatch 1981:102)，人出生時心靈如同白紙，先天的人格就算存在，也受到文化的高度限制及被社會化所湮滅。
潘乃德主修英國文學，曾嘗試出版詩集，不僅在著作上可見其文學造詣，其文化概念，也多處有與文學理論相互呼應之處。潘乃德十分注重文化整合，如同薩丕爾，潘乃德認為文化是凝聚的、非選擇性的、有一致性的(Manganaro 2002:161)。此外，在其對三個北美印第安民族人格特質的探討中，可看到其主要分析的是語言、文學以及隱喻(Manganaro 2002:157)。潘乃德將文化類比為語言及藝術形式，認為文化是可做為閱讀的整體，而若以現代英美文學理論中的新批判學派（New Critics）來看潘乃德的文化概念，新批判學研究詩，正如潘乃德研究文化的概念一般。
潘乃德對普布羅人的分析，正如新批判學派的論點，在解讀文本時，不鼓勵探求作者的創作動機，但仍需放入個人語彙特色內加以檢視；這就如同潘乃德認為，個人不會影響文化的目的，人雖存在意圖，但卻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新批判學派的詩，與潘乃德的文化概念都是清楚、整合的模式，大師泰特甚至在看過《文化模式》後，便言：「這是詩的應用！」(Manganaro 2002:163)在書中，潘乃德所描寫的譬喻「盛裝生命的陶杯」的破缺有如現代性的破碎，而潘乃德在文中指出「最重要的是杯子的塑模過程，那有他們的整套方式；杯子一破，是不能從小地方去修補的」(Benedict 1976:31)，正說明了潘乃德對於文化彈性的注重，展現比鮑亞士更清楚的文化彈性(Manganaro 2002:165)。而另一方面，潘乃德雖堅持不應對原始文化行為加諸價值判斷，站在鮑亞士相對論的立場，但在其對此三文化的敘述中，也可見其加諸的價值判斷。正如同艾略特的看法，潘乃德也認為文化整合是較好的狀態，而過度採借其它文化者，潘乃德便加以較負面的評價(Manganaro 2002:168)。然而，針對沒有進入整合狀態的文化，在鮑亞士「文化自成一格」的概念影響下，潘乃德也認為「沒有凝聚的文化，會藉由採借他者文化要素，已達到文化整合的狀態；然而，Manganaro(2002:168)也指出這種論調容易產生只尋找文化相似度的弊病。
三、克魯伯的文化概念
克魯伯與鮑亞士相似，認為研究現象的方法有兩種，其一為科學的（分析、概括的，從現象中抽離法理、數學、恆理），其二為歷史的（不分解被研究的資料，視其為較大的整體並追溯元素間的關係，並盡可能保存個別事件的複雜性）。在歷史的研究取向中，又可分為異時（闡明事件序列、提供歷史關係脈絡）、共時（追溯單一時間框架裡的相互關係）等類別。相較於鮑亞士陷入兩者的立場掙扎，克魯伯明顯偏好使用歷史研究法。故其重在討論文化模式而非過程，認為文化模式賦予文化內部關係的連貫安排與體系，而免於只是漫無目的事物積累（Hatch 1981:106)。
在克魯伯的文化概念中，文化體系分為「基本」與「次要」兩部分，且基本文化先於次要文化存在。「基本文化」為現實文化，與生活的實際事物、生計有關，這種文化的產生多因實際利益需求，依賴經驗世界的客觀、自然條件而產生，並具歷史累積性。而另一方面，文化的「次要」層面則為創造力與嬉戲性實驗的表現，獨立於經驗世界有其內在邏輯。其反映了創造力的多變與創作目的專斷性。
這種文化體系分析的有兩種切入點，其一為環境因素，例如，克魯伯在＜北美土著文化與自然區域＞(1939)中，即以自然環境資源豐富的加州印第安族群與貧瘠哥倫比亞高地的民族相比，指出由於環境因素使得該高地民族文化基本層面無法滿足，因此在次要文化層面上便無法發展。其二為「文化頂點」的概念，克魯伯用來者涉當地習以為常的實踐中達到最豐富的發展，以及最高度的系統化。例如加州Pomo族的編籃藝術即是。
此外，克魯伯受到鮑亞士的影響，次要文化在基本文化滿足後，就能自成一格發展；基本文化的生技基礎只不過是文化發展的限制因素。而從其對於「文化強度」、價值文化的關注來看，克魯伯認為次要文化比基本文化還有價值，是成就的象徵(Hatch 1981:121)。在其對社會結構嬉戲性質的討論中，可見其與潘乃德的差別：潘乃德從情緒切入平原部族的制度，而克魯伯則認為制度則是想像力的誇大、實驗、創造力與嬉戲的表現。
克魯伯與潘乃德都承繼了鮑亞士的看法，認為文化對於個人思想與行動的塑造有極大的影響力。起初，克魯伯（1917）主張文化是「超有機體」，是不能化約至個人的實體，但後來他發現文化決定論與其關注的次級文化創造力互相矛盾。因此，他在1952年發表的文章便表明「模式成長的概念包含隱藏的奮鬥意志，個人藉此實現目標。」(Hatch 1981:124)
事實上，鮑亞士與潘乃德都沒有忽視個人創造性的影響，但兩者都認為個人能動性非常小，並只在文化高度限制之下運作。如鮑亞士舉對阿拉斯加針筒的分析為例，指出針筒設計可以激發工匠想像力；而潘乃德的文化統合型貌則肇始於某一方向的輕微偏誤，然後由文化中的人們加以發展(Hatch 1981:125)而對於兩人來說，人類想像力與創作力高度受限，而克魯伯發展出的價值文化概念則大幅提高提升個體能動性的影響力，並給予其極高的評價。
在克魯伯的文化概念中，成長曲線是構成次級文化各種風格的歷史發展模式，每個風格都有成長期、頂點、衰弱的趨勢。在成長其剛開始，進步緩慢且不確定；但當釐清成長的問題後，發展速度與水準都會增加，直至頂點而後衰弱。衰弱期有很多形式，如摩是內部的不整合、機械是反覆重現等都是。(Hatch 1981:114)
在克魯伯《文化成長的統合型貌》(1944)一書中，其對世界發展程度較高的文明繪製成長曲線，聚焦於各文化的美學與知識成就上。其對「成就」的判準指標是看天才事件發生的頻率，以此繪製成長曲線。克魯伯認為，能被認可為天才的人，是能在文化成長期或頂點實現才能的人；即使有才華，只要在衰落或停滯期內，也不會留下英名。(Hatch 1981:115)
所謂的模式，是哲學體系、藝術形式背後的基本設計，是創造出的假設、原則與價值，必須加以主觀地探究(Hatch 1981:116)，而成長曲線只是模式成就水準的升降，背後蘊含主觀模式內的動態因素。克魯伯提出的成長曲線概念基於鮑亞士經驗主義的傳統，對他而言，以天才做為指標可以達到比較客觀的結論，而非依直覺定論。(Hatch 1981:117)
五、總結：
鮑亞士其實在1920年代也注意到了傳播論的限制以及研究的困境，而在其學生們的學術成果中，可以發現鮑亞士文化概念主要的兩個核心概念已發生改變：原先對文化要素的強調，轉向過程與模式；而歷時的研究也轉向了共時的研究取向(Stocking 1992)。此外，在哥倫比亞大學裡，鮑亞士雖確立了人類學的四大分科，但鮑亞士學生們開枝散葉，在各大學欲占一席之地時，必須重新建立自身學科的科學性，故產生借用其他學科概念的需求，如克魯伯借用系統學和歷史學中的概念與研究方法，發展超有機體、潘乃德借用了心理學，發展其文化概念。面對受傳播論影響而引發的種種問題，如文化要素的穩定性、文化要素間的關係、文化區域界線的問題等，潘乃德與米德等人相繼投入研究，改善了鮑亞士方法論與文化的定義 (Gilkeson 1991:157)。
透過上文的描述，可見在鮑亞士學派的傳承下，第一代的學生們抱持的文化概念已有改變，不再尋找文化傳播的途徑，而是轉為探討文化對人的影響 (Gilkeson 1991:168)，並運用人類學方法研究當代社會。鮑亞士學派的勢力在戰後的美國逐漸拓展，這種對於文化概念的反思與修正一直持續進行著，直到1930 年代，許多新取向才真正繁盛(Stocking 1992:137)。鮑亞士及其學生發展的文化概念，以及推廣人類學的致力，不僅促使了社會學從生物學及心理學的規訓解放，也使歷史學發現新的意義指涉系統，更使大眾對於性別、種族等偏見歧視有所省思 (Gilkeson 1991:168) 。
六、參考書目
Gilkeson, John S. jr.
1991 The Domestication of "Culture" in Interwar America, 1919-1941. The Estate of
Social Knowledge. J. Brown, and van Keuren, David K., ed. 153-174. Baltimore;
London: The Johns-Hopkins Univ. Press.
Hatch, Elvin
1981《人與文化的理論》。黃應貴，鄭美能編譯。台北：桂冠。
Manganaro, Marc
2002 Patterns of Culture: Ruth Benedict and the New Critics . Culture, 1922 :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151-174.
Stocking, George W
1992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Franz Boas and the Culture Concep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68(4):867-882.
黃應貴
2008 《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關照、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
林開世
2008 〈博厄斯的文化相對觀〉。《人類學經典導讀》。莊孔韶編，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
Benedict, R.
1976 《文化模式》黃道琳譯。台北：巨流。
